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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小販「搶攤」閱盡人間百態


2016-08-29 14:14 [ 打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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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藝術家為爭取生存空間上街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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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一到白蕾迅速鋪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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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0點,白蕾在42街夾五大道收攤準備進軍7大道45到46街黃金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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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街馬上被小販攤位佔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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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改行人廣場讓街頭攤販損失了好幾條可以擺攤的馬路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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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經常光顧。

本報記者榮筱箐紐約報道,8月15日晚上,當時報廣場邊上派拉蒙大樓頂端的時鐘指向11點時,等在近旁7大道路邊的白蕾迅速開始行動。她從小推車上拿下兩張折疊台面鋪開、把幾十張名人或著名建築物的印刷畫樣品逐一用小夾子夾在台面上方撐起的橫桿上、擺出1.99元到5元不等的價格標簽,然後在攤位後面的馬路牙上擺上一把能讓自己坐著休息一下的小椅子。不過兩三分鐘的功夫白蕾就把一切準備就緒開始向路過的遊人招攬生意了。這套程序她如此駕輕就熟,是因為在過去的12年中她幾乎每天都演練幾遍。

與此同時,原本一個攤位都沒有的7大道東側45街到46街之間的人行道邊一轉眼就被小販們的攤位佔滿了,總共17個攤販摩肩擦踵一字排開,除了一個熱狗攤和一個冰淇淋攤之外,全都是街頭藝術家或販賣藝術相關商品的攤位。當我告訴白蕾我的統計後,她笑了一下說:「還有兩個常客沒來。」還有兩個?這著實讓我嚇了一跳,萬一等會兒他們來了怎麼辦?「擠唄。」白蕾說。可是至少在我的凡胎肉眼看起來,這個街區的路邊已經密實到連一個紙片卡通人都擠不進來了。我突然意識到這或許是全紐約最擠的街頭藝術大賣場之一。

時報廣場跟世界很多著名的廣場相比最多只能算微型,但這裡卻是全世界遊客最熱中的景點之一,每天30萬的訪客使這裡的人口密度堪稱紐約之最,人,以及他們的慾望、好奇心和能量在這裡互相衝突碰撞,上演著比舞台劇更精采的情節。這場戲,沒人比那些街頭藝術家和小販們更看得真切,不僅因為他們每天在這裡出攤閱盡人間百態,更因為他們自己也要為了爭地盤跟同行鬥、為了躲罰單跟警察鬥、為了彌合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跟自己鬥。他們正是這場街頭大戲的主角。

生存空間縮水

街頭藝術家和藝術品小販不用向政府申請執照, 況且他們工作時間地點隨季節和天氣而波動,所以沒人知道時報廣場地區攤販的準確數字,即使一些服務攤販的維權機構也無法說出到底有多少人在這一帶謀生。一些在這裡出攤多年的街頭藝術家估計時報廣場地區此類無須執照的藝術相關攤販大約有300到500 人,這還不包括那些靠小費為生、不用擺攤位的卡通人和「上空女郎」們。這些攤販來自不同的國家,但半數以上是中國移民。

攤販們出攤的時間各不相同,時報廣場附近各個街區對攤販們的開放時間看起來比機場的飛機時刻表還複雜。這張由市消費者事務局管理的時間表在過去十年間沒有變過,但2009年,前市長彭博把時報廣場中心百老匯大道42街到47街段改為行人廣場之後,小販們的日子比以前更加艱難。

小販們能不能在行人廣場上擺攤?這個似乎是個爭議性的問題。負責管理行人廣場的交通局對此答案是否定的,但維權機構街頭小販項目總監Sean Basinski卻說市府的說法沒有法律依據。幾年前他曾經試圖組織小販們到行人廣場上擺攤一天以「奪回我們的廣場。」但小販們不願與警察直接衝突,一個都沒來,行動宣告失敗。「我是可以跟他們說他們有理由在廣場上擺攤,但我拍拍屁股走人了,他們每天還要跟那些警察打交道呢。」Basinski說。

而小販們就只能默默承受生存空間被擠壓的後果。「政府規定我們可以在馬路牙子上擺攤,行人廣場建成後,我們失去了五條馬路牙子,同時新移民小販又越來越多。」白蕾說。

時報廣場聯盟總監Tim Tompkins不認為行人廣場的建設對攤販們有嚴重的影響。「以前行車的時候,那些路邊對小販也是有時間限制的。」他說。但在白蕾出攤的那個街區,小販們對此有切膚之痛。

這條街位於時報廣場正中心,周邊的霓虹讓黑夜也亮如白晝,旺盛的人氣使之成為小販們的必爭之地,這裡只有周日對小販全天開放,周一到周六只在晚上11點到早上8點開放,更使這裡的空間顯得珍貴。按法律,不需要執照的小販佔地盤應當遵守先來後到的原則,但法律解決不了現實生活中很多複雜的問題。

「改行人廣場之前,這個街區什麼時候來都有地方,之後就開始爭得厲害,五年前開始我們都要很早來等著才能佔到地方。」2000年開始在這裡出攤的肖像畫家王寧說。地盤爭奪戰打得最激烈時,王寧、白蕾和很多固定在這裡出攤的小販有時要提前三個小時到場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不被新人搶走。掙位子打架是家常便飯,「經常打到叫警察。」王寧說。

但最近這些年,江湖混戰時期已經基本結束,前輩們都打下了自己固定的江山,他們還是需要提前來卡位,但40分鐘通常就夠了。至於新人,這個街區已經沒有他們的位置了。「我從來不跟人打架,因為我根本就不到那條搶得最兇的街上去。」兩年前來自廣東肖像畫家林先生說。他的攤設在42街近五大道上,這裡晚上7點以後開放,但人氣和光線都差很多。

偶爾,還是會有一兩個新人莽撞的闖來這塊風水寶地,但結局大多很慘淡。比如前不久一個阿爾巴尼亞小販,找不到位子硬是把攤擺在垃圾桶前,這種絕對違法的做法會招來警察讓大家都跟著受牽連,於是這條街上所有小販齊心協力把他趕走了。此人現在還在時報廣場討生活,不過改成了蹬三輪。

吃罰單有苦難辯

在這個悶熱的夏日夜晚,這個街區一切顯得風平浪靜,開放時間一到,從烏克蘭的噴漆畫家,菲律賓的帽子畫家到畫肖像的、寫花式名字的、買手工藝品的華人都迅速的進入自己的固定位置。或許算不上朋友,但他們之間都互相認識。只有白蕾看似跟每個人都是朋友。出生於中國長春的白蕾18歲就赴日本讀大學,專業是和服設計,又跟一個著名攝影師學會了攝影。2003年在日本生活了14年的白蕾決定來美國闖蕩,那時她32歲。

最開始,她靠在街上買自己的攝影作品為生,但幾年前iphone的流行讓每個人都成了攝影師,照片生意開始下滑,但白蕾並沒有離開街頭,她轉行販賣批發來的彩印圖片。「我沒想到自己會在街上做這麼多年,但後來我發現自己很喜歡這份工作的自由,自己安排時間還不用看老闆臉色。」她說。

常年的街頭工作給白蕾帶來了過人的街頭智慧。她的攤位上永遠擺著「結業大甩賣」的牌子、她會揀客人愛聽的話說逗他們開心、她還有本事跟周圍的每一個人都成為朋友。她對他們好,給這個幾根煙,又幫那個從熱狗攤上用半價買瓶水。他們也對她好,有人給她留杯冰水,有人給她一袋切好的芒果,賣冰淇淋的小販看到我站在她身邊還特意送來一個捲筒冰淇淋。「給你朋友的禮物。」他對她說。

但有時候,白蕾也會板起臉。那天賣彩印的黑人小販把一個裝貨的紙箱放在攤位後面的自行車道上,白蕾看到馬上衝過去把他教訓一頓。黑人小販嘟囔著,但還是把紙箱搬回了人行道上。「這樣很容易出事故,招來了警察我們都得倒楣。」白蕾說。

警察,這或許是小販們在競爭之中必須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買彩印的喬治亞小販Marika跟白蕾一起抽著煙閒聊時一語道破天機:「當我們一起衝警察尖叫,那可真是振耳欲聾。」

這樣的情景一個月前剛剛發生過一次,那天有警員在開放時間來到這裡要趕走攤販,說這個街區屬於百老匯路而不是對小販開放的七大道。「我們指著街口路牌說這裡是七大道,警察還說那路牌是我們自己掛上去的。」白蕾說。

這個錯誤似乎有情可原,7大道和百老匯路在45街交口處剛好交叉並互換了位置,連老紐約有時也會被搞暈。但這個街區的複雜之處卻不只於此。它正處於市警局中城北分局和中城南分局的交界處,兩個分局和新近成立的時報廣場特別警隊都有權在這裡執法,使這個街區成為時報廣場地區最常見到警察的地方。再加上紐約市的小販管理規章錯綜複雜,連前警務處長布萊頓都歎「極其混亂有時還互相矛盾」,很多執法警員也未必都能搞懂。

「有時後我擺出攤來,一個警察看一下說可以,再來一個警察就給我開了罰單,讓人摸不著頭腦。」畫肖像的林清說。「警察老是亂開罰單。」曾經因為用手機拍攝警察開罰單的視頻而被捕的草編藝人施美芳說。「警察開罰單我們要是爭辯,他們就拿出副手銬,說你想要罰單還是要蹲監?那我們華人本來就膽小,又不太會說英語,還能怎樣?」林清說。

多年出攤的小販都總結出了一套減少罰單的「秘笈」,比如說月底時要小心,因為警察要完成月度指標,就會多開單,年底也要小心,因為那時新警察上崗,需要「練習」開單。但有時候也會有不符合規律的情況出現讓他們措手不及,比如去年夏天紐約市為了嚴打過度騷擾遊客的卡通人和上空女郎向時報廣場增派了100名警官,導致小販們跟著遭殃,從夏天到秋天經歷了一段罰單滿天飛的黑暗時期。包括眾多華人藝術家在內的小販們為此舉行了多次示威。「有時候真想賭氣不幹了,但我年紀太大了很難去找別的工作。」60歲的傅俊佶在一場示威中對記者說。他在時報廣場作畫15年,去年從八月到十月間吃了五張罰單。

市警局的一名發言人否認警局有罰單指標任務,她也指出,警員們一直與小販們緊密合作,幫他們了解管理法規細則,最近市府通過法案在時報廣場設立卡通人專用區域時,警方也曾向這個地區的所有小販發放管理規章說明,為他們講解新法。

新法通過後,時報廣場附近的秩序恢復常態,罰單浪潮似乎也暫時平息下來。但小販們心裡還是害怕,不久前他們開始傳市府又要制訂新法,將在整個42街禁止小販擺攤。「那時候我的電話都被打爆了,所有人都問我是不是真的。」白蕾說。會說英語的人很容易就能查出這根本是沒影的事,但大部分小販都是不諳英文的移民,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華人藝術家的內心掙扎

但對於全球藝術家聯盟總監姚繼承來說,如今街頭藝術家的狀況比他24年前上街時還是要好多了。「那時候我們都是非法的。」他說。

作為一名來紐約學習藝術的窮學生,姚繼承得想辦法籌措學費,看到有華人在街上畫畫掙錢,他也想有樣學樣,但沒人願意幫他,其他的街頭畫家連畫畫用的小凳在哪裡買都不願透露。他好不容易備齊了工具走上街頭,卻被一幫華人畫家為了保地盤痛打一頓。

慢慢的姚繼承也在街頭有了自己的位置,但朱利安尼政府的警察才不管那套,見到街頭藝術家就抓,因為他們算是無照經營。「我們隔三差五就被抓進去,大家在裡面沒事幹就開始商量怎麼自救。」姚繼承說。

這些牢房會議的一個結果就是著名的「Bery告市府」一案,藝術家們稱市府妨礙了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他們的言論自由權。1997年,聯邦法院對此案作出裁決,從此藝術家們才可以不用執照自由出街。

爭取權益背後的艱辛很多新一代街頭藝術家並不知情。不過,如今在街頭畫畫的街頭藝術家與當年的前輩也已經是天壤之別。

八九十年代的街頭華人藝術家們很多是中國正規藝術院校畢業,他們在街上餬口只是為了有朝一日能成就藝術之夢,就像當年在時報廣場畫畫如今名聲顯赫的艾未未和陳丹青,或者至少能像肖維那樣走過路過留下足跡。

肖維的名字在時報廣場的街頭藝術家中無人不知。1998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的肖維開始在時報廣場畫畫,當時所有人都在畫肖像,激烈的競爭讓他開始琢磨另闢蹊徑。有一天在地鐵上,肖維發現一張印著米老鼠的卡片,米老鼠的眼睛大到誇張,卻很可愛,他靈機一動,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開始實驗用卡通筆法勾勒人物形象的畫法,這種生動有趣的畫像立刻吸引了大批顧客,「有一次一個客人看了他自己的卡通畫像,笑到在地上打滾,把警察都招來了。」肖維說。

如今肖維發明的卡通畫法在時報廣場的街頭藝術家們中被風靡追捧,而他自己早就不再畫這些了。這些年他一直醉心於研究如何利用電腦軟件創造出一種新的藝術語匯,同時做些批發生意來支持自己的藝術理想。「藝術家的使命是為這個世界創造出新的東西。」肖維說。

但更多的街頭藝術家卻始終沒能離開街頭,藝術夢一年年褪色本來就很心焦,同時又要和越來越多沒有經過任何專業訓練,隨便學了兩筆就上街來謀生的新移民共事,心裡的不平衡在所難免。「科班出身的學院派學了好多年,現在卻要和不懂藝術的人一起在街頭畫畫,那些不懂藝術的人卻更懂得怎麼去拉客人,生意反而更好。」姚繼承說。

這種心理的痛在中國傳統的「面子」文化下顯得更銳利如刀鋒。中國人一貫看低街頭的生計,中文中對「藝術家」的定義更多是指那些在畫室裡作畫,在畫廊和博物館裡展出作品的人。因此很多眼看著自己離這個理想越來越遠的人,把街頭看成是失敗的代名詞。

在42街畫畫的林先生說他曾經跟一個中國藝術院校的前講師一起擺攤,一天沒生意,兩人正在聊天,突然走過來一群中國遊客,他們正是這位前講師的前同事。「他別過頭去,但太晚了,他們已經看到了他,問他為什麼會在這裡,他就指了指我說:來這裡看朋友。我只好替他圓場,說這些畫攤都是我的。」林先生說。

另一位肖像畫家王先生畢業於魯迅美術學院,在接受採訪時特意要我不要拍照,因為不想讓仍在中國的太太看到。「她不知道你是以畫畫為生的嗎?」我問。「知道。」他說。「但她不知道我在哪兒畫。」

白蕾明白這些街頭藝術家的感受,但她沒有面子問題。「這裡是紐約,街頭不就是個開放的博物館嗎?」她說。不過她也有自己害怕的東西,比如旁邊的小販跟醉酒的客人打起來動了刀子的時候,或者每次發生恐怖襲擊的時候,時報廣場畢竟是恐襲的熱門目標。「我每天都很警覺。」白蕾說。

8月15日那天晚上街上的生意很淡,午夜過後,畫噴漆的烏克蘭畫家開始在自行車道上玩兒滑板,「沒客人。」他說。「今年夏天整個都很淡,可能跟里約奧運有關,我懷疑今年紐約的遊客還能不能達到5000萬的目標。」白蕾說。時鐘指向1點30的時候,白蕾開始收攤,她每月付140元,把小推車寄放在附近一個貨倉裡。在她下地鐵站之前,我問她:「你的夢想是什麼?」她說:「我只希望這波熱浪明天可以結束。」在此之前的一天是星期天,黃金地段全天開放,她在紐約90度的酷暑街頭工作了16個小時。

(本文感謝亞裔作家工作坊Open City新聞研究項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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