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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報刊文:人民不欠祁同偉一個“副省長”


2017-04-20 10:36 [ 打印 ] [ ]

星島環球網消息:一部《人民的名義》,有人看到了反腐,有人看到了官場潛規則,還有人看到了官員出身。其中,祁同偉是少數幾個毫無背景的農家子弟之一。在前期對李達康“路轉粉”的高潮過去後,隨著劇情的更新,網路社交平臺上不少人又將同情的目光轉向了祁同偉。

《中國青年報》報導,出身卑微,成功考上漢東大學,當上學生會主席(小說中其實沒有),結果研究生畢業被分配到一個偏僻農村的司法所,而同學陳海、侯亮平則進了省檢察院,後者後來還去了北京。對比之下,祁同偉的遭遇確實讓人同情。

儘管當上緝毒英雄,祁同偉卻升遷無望,他於是向曾被自己拒絕、大他10歲的老師梁璐求婚,因為梁父是省領導。就此,祁同偉借助婚姻成功升遷,進入省檢察院,後官至公安廳長。電視劇中,梁璐直言自己之所以答應祁同偉的求婚,是因為報復。而祁同偉下跪求婚,則是出於上位的需要,兩人的婚姻在一開始就是“各懷心事”,毫無愛情可言。

電視劇裏隱約透露,祁同偉當初之所以被分配到農村又久難升遷,應與梁父的刻意壓制有關。若真是如此,祁同偉的這一遭遇倒是應該被同情。可同情其被權力傷害,並不意味著就必須理解他的“政治婚姻”。

婚姻上的動機不純,尚可說是個人自由,而成功上位後的站隊、阿諛逢迎、大搞官場潛規則謀求繼續升遷的做派,就令人難說“同情”了。此時,背靠省委常委岳父的祁同偉,已不再是往日那個被傷害的貧寒子弟,而是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人民並不欠出身貧寒的祁同偉一個副省長的職位,再說,權力的欲望是無限的,做上副省長,是不是又要繼續謀求正部級?就這點而言,所謂的同情實在是難以自圓其說。

可供對比的是,同樣作為農民子弟的李達康,則完全走的是另一條鳳凰男的逆襲之路。既專注於GDP,也能夠在前任領導公子的專案前守住底線,雖說因此晚一些晉升為省委常委,但就官員的職業境界來說,李達康和祁同偉比起來,高下立判。

或許不能否認,無論是祁同偉的“政治婚姻”,還是李達康對GDP的癡情,都不乏受到其出身的影響。但李達康如履薄冰,把底線之上的規則用到極致;祁同偉則四面逢迎,把潛規則用到了極致。在違規和突破底線上,祁同偉已然走得更遠。

落馬官員的懺悔書中,也經常出現“出身貧寒”“農民的兒子”等自我定位,甚至過去還引發了出身貧寒的官員是不是更易腐敗等話題。類似的官員心理和由此引發的公共話題可以理解,因為在一個急速轉型又面臨階層流動性障礙的社會,像祁同偉這樣的鳳凰男形象,很容易讓人產生代入感。但將官員出身與其行為相聯系,從人性角度似乎無錯,卻回避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出身差別對人性之惡的不同誘發,本可以也應該由制度的規制來降到最低。所以,在對權力尚缺乏根本約束的社會,所謂官員腐敗的“出身論”,要麼是身份社會的某種遺留,要麼只能是制度缺失所造就的偽問題——正是因為制度未能有效遏制權力,才讓人性惡的一面被放縱。

可以同情祁同偉的出身,也可以同情其在婚前被權力玩弄於股掌之間,但對於其後來不擇手段的官場軌跡,一句同情顯然過於奢侈和輕佻。按照這一邏輯,那些現實中聲稱自己“窮怕了”的貪腐官員,是不是也應該被同情?那些迫於貧窮而犯罪的底層者呢?出身卑微的人不是不該有階層躍升的衝動,但一個能讓階層合理流動的社會,最終還是要通過制度的整體進步來實現“逆襲”,靠氾濫的同情,不僅無濟於事,反倒會遮蔽真正的問題。

當然,無論是小說還是電視劇中,祁同偉身上的鳳凰男形象都被刻畫得淋漓盡致,而相對來說,像侯亮平夫婦這樣的“上層”背景則要弱化得多。這種表現差異,也未嘗不是現實世界的一則真實寓言:上層的一切似乎總來得理所當然,而底層的不堪和人性之惡卻總要被赤裸呈現和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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